之前我们聊过著名的传奇隐形将军，他表面上是蒋介石的红人配资手机股票配资，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情报战线人员。
郭汝瑰其实还有个堂哥郭汝栋，也是个传奇人物。两兄弟虽然是平辈儿，但郭汝栋要比郭汝瑰大十八岁，从年纪上来看，几乎要算是两代人了。
郭汝栋虽然不是中共地下党，却和中共之间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。
有篇文章曾提到，郭汝栋之子郭相旭在解放后，从报纸上看到了时任外交部部长黄华（黄华出任外交部部长是1976年以后得事儿）的消息后，还专门写了封信给黄华，称他的父亲当年有恩于黄华，自己是新中国恩人之子，要求受到优待。
原来郭汝栋昔年在湖北参与“剿共”，当时尚年轻的黄华上门劝降，就在侃侃而谈之际，被郭汝栋下令关到监狱，然而在当天晚上，却又找人悄悄将之放出。
黄华也是后来才知道，当时郭汝栋身边有蒋介石的亲信，郭汝栋不好明着放人，只好私底下这么干。他感念当年郭汝栋释放之恩，特意给郭相旭写了回信，还从北京伸出援助之手，帮了郭相旭一把。
后来郭汝栋的老家人谈及这件往事，还忍不住感慨：
“这是郭军长积的阴功，护佑了苦命的儿子。”
当然，郭汝栋身上传奇的事儿还不止这一件。
1
其实有关郭汝栋和黄华之间的这段往事，虽然能查到官方文章出处，但其实读起来很不大合理。
郭汝栋在湖北参加“剿共”至少是1936年之前的事儿，当时黄华还在北平，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领导下参与组织“一二九”运动（黄华是193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）。此后还作为斯诺的翻译，动身赴延安去。
按照这个情况来看，黄华不太可能到湖北去，还去劝降郭汝栋。
（以上属于个人猜测，本人未找到此段资料出处）
郭相旭大概率是记错了人。
不过即便是这样，黄华还是给予了郭相旭适当的关怀，不过感念的应该不是当年他曾被郭汝栋“义释”，而是别的什么事儿。
这就不得不从郭汝栋生平说起。
不少资料里记载郭汝栋，都说他“精明强干，善于谋事，富有远见”，事实上在尔虞我诈的军阀中，如果不具备这些能力，郭汝栋大概率上也会被生吞活剥。
1889年，郭汝栋出生于四川铜梁。
从郭汝瑰的生平经历看，郭家在铜梁应该算是一个不小的家族，虽然说稍显落寞，但比一般家庭仍要富裕得多。
所以郭汝栋、郭汝瑰兄弟从小就接受了不错的教育。
郭汝栋成年时，正值晚清时期，全国各地不断的爆发革命，他在重庆府中学堂肄业后，也加入了同盟会，1911年辛亥革命后，四川率先响应（武昌起义本就是因四川保路运动引起的），郭汝栋在重庆参加了敢死队。
1912年，郭汝栋入四川陆军军官学校工兵科学习，毕业后，于1914年在川军第二师刘存厚部任工兵营排长。1916年又随第二师在叙永、泸州讨袁，此后陆续凭战功升任连长、营长、团长。此后随第二师长期驻成都。
有意思的是，郭汝瑰的父亲郭郎溪在1919年也在川军第二师刘存厚部任工兵营军需，很难说和郭汝栋没有关系。
得益于此，郭汝瑰也随父亲迁到成都，入成都高等师范附小。
民国时期，四川军阀连年混战，郭汝栋先是跟随刘存厚，后来又追随杨森。
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，杨森脚踩两只船，既接受北伐军任命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司令之职 ，并欢迎朱德任其军党代表，又暗地里继续担任吴佩孚的“讨贼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”。
当时已经升任杨森部第九师师长的郭汝栋，同时也接受了孙中山第一混成旅旅长的任命。
也是在这个时间点上，郭汝栋介绍堂弟郭汝瑰到广州入求学，郭汝瑰后来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，在校学习期间受到了共产主义的影响。
不久之后，杨森因抗拒蒋介石命令，被刘湘、刘文辉联手击败，杨森也因为猜忌部下，被郭汝栋、范绍增联合“倒杨”，杨森虽然取胜，但大部均溃散，对外仍自称国民革命军第20军长。
在四川长久的军阀混战中，郭汝栋名义上虽然仍归属杨森，但实际上已经自成一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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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7年4月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，同年10月，郭汝栋接受蒋介石的任命，出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第2路军司令，之后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对武汉国民政府的进攻。
1928年1月，经南京国民政府任命，郭汝栋升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。
1930年中原大战，郭汝栋部被蒋介石调往鄂北，稳定后方，不久后即遵照蒋介石指示，对湘鄂赣边的红军进行“围剿”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郭汝栋虽然率部投奔了蒋介石，但在一开始并未按照蒋的命令施行“清共”。
当时，中共地下党员袁镜铭就在郭部任少校团副，郭汝瑰那时也受党组织委派在堂兄部任职，袁镜铭经过一段时间考察后，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郭汝栋在湘鄂赣边对苏区发动围剿时，袁镜铭向郭汝瑰传达了党组织指示，要他率领1团3营和红军配合，夹击1团其他两个营，举行暴动。
根据资料记载，郭汝瑰所接到的命令应该是配合当时的鄂豫皖苏区的红一军作战。
1930年春，鄂豫皖苏区的红军整编为红一军，徐向前任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。
当时，中共中央正受李立三的影响，决议趁着中原大战的机会，“会师武汉，饮马长江”，要求新成立的红一军切断平汉路，进逼武汉，并配合准备联合红二军和红六军进攻武汉。
从后来事实来看，这个决策很明显是不合理的，就连一贯以军事著称的徐向前头也大：
“胃口的确是够大的！要实现这个计划，说实在的， 没有几个军无论如何是不行的。而我们名义上是一个军，实际才两千来人。作计划，给任务，不度量实际可能性，一味充满大干的幻想，这叫主观主义、 冒险主义。 西出平汉铁路，我们去了。但是，要打武汉，却没想过。就那么一点力。”
不过，中央的指示不能不听，徐向前只好率领红一军一师运动到平汉线。
1930年6月，徐向前率领红一军运动到平汉线，因为兵力稀少，只能局部的骚扰，那时驻扎在这里的恰好是川军郭汝栋部。
在杨家集车站，郭汝栋部的两个连被红一师消灭后，为了避免平汉路有失，郭汝栋从广水派一个团进至杨平口以南的郑家店， 另一个团也从花园进至小河溪，企图寻找红一师作战，进行报复。
本来按照计划，郭汝栋率领的3营前出后，在战场起义，配合红一军作战，然而由于联系不紧密，郭汝栋的三营一进入红一军的伏击圈，就被埋伏的红军战士包围，一场混战下来，郭汝瑰的3营被消灭了大半，就连他自己也被子弹击中胸口，不久后被安排至汉口医院养伤。
杨平口的一场伏击战，成就了红一师的大名，徐向前后来也很感慨：
“这一伏击战， 我们是硬着头皮打的。 因那时部队从未打过这么大的仗， 我心里也没有十分把握。各级干部身先土卒，所以战斗发展比较顺利，我们1200人取得了全歼敌1200人的胜利。”
相比之下，郭汝瑰以及在敌营中潜伏、还没来得及表明身份的地下党员就倒霉多了。
尽管郭汝瑰并未暴露身份，但郭汝栋在杨平口之战中失利还是引起了蒋介石怀疑，蒋介石后来特意派曾扩情到郭汝栋部，致使在郭汝栋部的共产党人不得不离开，郭汝瑰伤愈后，也被扣上“共匪嫌疑”的帽子，被郭汝栋安排赴日留学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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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乎与此同时，贺龙率领湘鄂边的红四军和周逸群领导的红六军会师，组成了红二军团。在红二军团的领导下，鄂西地区除少数县为国民党占据外，其余都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，组织了游击队、赤卫队等工农武装组织，形成了三结合的斗争体制。
当时，蒋介石已经结束了中原大战，决议剿匪，就调郭汝栋的20军到洪湖地区“围剿”红军。
后来郭汝栋与红军有过几次交手，双方互有胜负，但郭汝栋经过几次作战后，也意识到了蒋介石的真面目，所以在围剿红军时故意保存实力，采取“你不补充，我不消耗”“追而不击，埋锅造饭”的办法去应付蒋介石。
有一次，郭汝栋率部追击红军，眼看就要追上，但郭汝栋突然下令：
“埋锅造饭，吃饱了打共产党。”
当时，郭汝栋的堂弟，无线电排长郭汝瑚好奇的问：
“你天天喊追共产党，怎么追上了又不打呢？”
郭汝栋拉其到旁边说：
“我一无补给场所，二无野战医院，打下来伤兵往哪里送？枪弹哪里去补充？”
1934年9月24日，郭汝栋部第20军改编为43军，该军只辖一个26师
此后数年，郭汝栋基本上是追着红二、六军团打，从鄂西追到湘西，又从湘西追到贵州，但基本上是只追不交手。
1937年8月，淞沪会战爆发后，郭汝栋主动请命率43军开赴上海参加抗战。
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，就是这支看起来是杂牌的武装，竟然在淞沪战场上打出了赫赫威风，郭汝栋部在大场一线战役中，全师苦战七昼夜，四个团长，两个阵亡；十四个营长，伤亡十三个；连、排长共伤亡二百五十余名。
换防以后，郭汝栋的26师全师仅剩下600来人。
有人问郭汝栋：
“你以前追红军挺惜命的，怎么打鬼子这么狠？”
郭汝栋回答：
“打红军是内斗，打鬼子是保家卫国，能一样么！”
淞沪会战后，也许是年纪大了，郭汝栋借口患喉疾离开了一线，这次他是真心实意，主动离开，蒋介石下令，任郭汝栋为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参议，郭挂着这个虚名回到老家四川铜梁，从此闭门不出。
郭汝栋离开43军后，蒋介石下令取消了43军，将26师调往九江守备，1938年将该师划拨给29军。
抗战胜利后，郭汝栋迁到了重庆。
1946年7月31日，郭汝栋被授予陆军上将军衔。
1949年底，郭汝栋的老部下来劝说他迁居香港，郭考虑再三，最终没有同意。
为了避免打扰，郭汝栋在解放后化名“郭浩”，本打算隐居避世，但后来因为在重庆的房产问题，最后不得已还是以真名出现，受到政府优待。
1952年，郭汝栋病逝于成都，享年63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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