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8年底杭州银行股票股，中央大学一位管理牧场的工作人员，在南京沦陷前4天，以游牧加坐轮船的方式，历时近一年，把畜牧兽医系里珍贵的实验品种美国牛、荷兰牛、澳洲牛、英国猪、美国猪等动物，从南京辗转转移到重庆时，全校轰动了，师生们站在临时校门前的道路边鼓掌欢呼，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。
提到抗战时期的大学内迁，多数人想到的就是西南联大。实际上在当时，浙江大学、武汉大学、复旦大学、厦门大学、同济大学、东北大学、中山大学、西北联合大学、华中大学、中央大学等名牌大学，都在战火纷飞中南迁到广西宜山、贵州湄潭、四川乐山和宜宾、云南喜洲、陕西汉中等地方，形成了世界教育史上罕见的战争中的“流亡兴学”。
“很多大学后来不存在了，比如中央大学、西北联合大学、华中大学，那段内迁的历史就快要被遗忘了。”2017年3月开始，作家聂作平自费踏上一段长达数年的寻访，最终写下了《山河万里：重走抗战时期大学内迁之路》一书。
遗憾，很多历史已无痕迹
聂作平的写作始于一个电话。2016年，央视科教频道的一位编导想拍一部纪录片，邀请他写气象学家竺可桢的故事。看竺可桢几百万字的日记时，他在贵州办学的经历引起聂作平的兴趣，他打算以竺可桢日记为线索，重走浙大西迁路，写一篇关于浙大西迁历史的文章。
2017年3月，聂作平从成都驱车出发，去的第一个地方是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。1940年初，随着北部湾失守，浙江大学启动第四次迁移，来到云贵高原深处的小城遵义、湄潭和湄潭下属的永兴镇，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迁回杭州。
在湄潭，聂作平看到浙大学生曾经上过课的湄潭文庙，寻找到已成危房的老建筑万寿宫，它曾是浙大研究生院所在地，也是曾经的中央实验茶场场部。他还去看了湄潭的茶园，浙大迁到湄潭后，农学院教授刘淦芝指导学生对湄潭茶叶做了全面调查。湄潭城里，也打下了浓厚的浙大印记：可桢路、浙大北路、浙大南路、浙大小学，等等。
浙大在湄潭，是抗战时期大学内迁的缩影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东北大学首先内迁，此后近十年，北方和东部沿海城市迁往西南的大学有十余所，师生们一路穿越战火，颠沛流离，甚至还有很多人员伤亡，可谓历尽艰辛。
“华中大学现在已经不存在了，它的内迁之地最后在洱海附近一个叫喜洲的小地方，是所有内迁大学中，迁得最遥远、最偏僻的一个。”聂作平说。1938年，华中大学从武汉迁到桂林，但桂林遭到日军轰炸，只得再迁往此前绝大多数师生都没听说过的喜洲。为了安全，师生们甚至从镇南关出境到越南，坐火车到河内，再从河内坐上去昆明的火车——当时滇缅公路尚未通车，河内到昆明的铁路是中国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。
1937年至1939年期间，同济大学五次迁校，在昆明的时候没有安置的地方，只能分散在昆明及周围12处，是所有内迁大学中拆分得最零散的。中央大学被誉为“民国第一高校”，在内迁大学中是比较顺利的，1936年日本策动华北五省自治的“冀东事变”之后，校长罗家伦就下令制作了900只大木箱，做好迁校准备。“七七事变”后，他意识到大规模的战事一触即发，于是在1937年8月顶住重重压力，直接把学校迁到了重庆沙坪坝松林坡。
不过，中央大学已经消失了几十年，它留在重庆的历史痕迹已不多。松林坡上如今种满南方常见的黄桷树，只有重庆大学校园里的大礼堂，才是当时的建筑。这些年虽到处寻访历史踪迹，聂作平总觉得遗憾，“做这件事太晚了，很多痕迹已经没有了”。
逃亡路上师生留下大量记载
聂作平的老家在川南一个乡镇，靠着一支笔写到成都，作为体制外的职业作家，他天然地对动荡时代中，人在历史和命运面前的选择感兴趣。
“以前我们对竺可桢的了解，来自中学语文课《大自然的语言》，觉得作为气象学家的他是遥远的、可望不可及的。我看了他的日记，重访了他内迁时生活过的几个地方，也采访了他的儿子，感受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、立体的人，有情感，有痛苦。”聂作平说，竺可桢在江西泰和上田村的经历让他印象非常深。1938年7月，在广西寻找新搬迁地址的竺可桢，接到电报后匆匆赶回泰和。到家才知道，儿子和夫人都染上了痢疾，因为缺药，先后病逝。竺可桢悲痛不已，妻子下葬时，他将1933年在美国买的一块手表和一支钢笔作为陪葬品放入棺中。安葬好妻儿后，竺可桢带着另外几个孩子，匆匆和浙大师生前往千里之外的广西宜山。
“九·一八”事变次日早上六点，东北大学秘书长兼代校长宁恩承召开全校大会，宣布解散所有师生。他发还学生的伙食费，宣布男生自行解散，女生在沈阳没有亲戚的，暂时安置在苏格兰人开办的医院。他在会上说：“我在英国上过学……英国人有一传统，一艘船将沉没的时候，船上的妇女小孩先下船，先上救生艇，其次是男乘客，再次是船工水手，最后是船长……今天我是东北大学的船长……我向诸位保证，我一定遵守英国传统，筹划安全出险办法。”
《山河万里》一书也通过亲历者的访谈和他们留下的大量历史记载，呈现山河破碎时，生灵涂炭的惨状。东北大学学生徐景明从沈阳逃往北平时，挤上一辆运煤车。火车开了一段，突然停下来，车厢里的一个妇女抱着一岁左右的孩子，费了好大劲才挤到车窗边，把孩子伸到窗外大便。没想到火车突然启动，孩子掉下去了。“孩子的妈妈哭叫着要往外跳，被旁边人拽住。于是孩子母亲揪头发，捶胸大哭……”火车开着开着，车厢里的人发现，有血从车顶流下来，原来车顶也挤满难民，过隧道时，他们的头撞到了洞顶……
他们照相时都表情从容淡定
尽管时局动荡，颠沛流离，内迁的名校并不封闭，想尽各种办法保持与外部世界互动。作家齐邦媛在《巨流河》中记载，美学家朱光潜在乐山为武汉大学学生上英诗课时，用的教材是当时全世界的标准选本、美国诗人帕尔格雷夫主编的《英诗金库》。1944年，著名学者李约瑟在福建长汀看到，内迁至此的厦门大学图书馆的书不仅没有损失，还添购了大量新书和杂志，藏书量达到8万册。
那几年，很多学者也做出了一生中非常有影响力的学术研究。在贵州湄潭，数学家苏步青白天上课、种菜，晚上点着油灯写论文，4年左右时间发表了31篇论文。“两弹一星功勋奖章”获得者王淦昌到湄潭郊外的实验室工作时，要牵上一只羊，这种情况下，他写出了论文《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》，在美国《物理评论》发表后，立即引起美国同行的重视，这也是他早年间最重要的一项研究工作。
也是在湄潭，17岁的李政道经常去听王淦昌，以及中国理论物理学家、中国雷达之父束星北的课，并在束星北的建议下，从浙大化工系转到物理系。1944年，李政道想弃笔从戎，遭到束星北的极力反对。他认为李政道有物理天赋，以后必定成栋梁之材，谁都可以当兵，唯独李政道不能。当时束星北在重庆出差，生怕李政道一走了之，着急地给王淦昌发电报，要求他一定要把李政道拦下来。
“那些知识分子都信奉儒家的‘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’，哪怕在战争中，他们的研究都不是只停留在象牙塔，而是和暂栖地的社会历史紧密关联。”聂作平说，华中大学利用地处云南边疆的优势，创办了西南边疆文化研究室，每年都有报告寄给美国哈佛-燕京社。学者包鹭宾第一个提出“白族”概念，证实了白族和傣族是两个不同的民族。当时国外很多学者把两者混为一谈，还认为南诏及大理国是泰国建立的。
“虽然当时日本一度在军事上占优势，但是中国的精英阶层都相信，只要用时间换空间，中国一定能赢。”在翻看内迁师生留下的照片时，聂作平印象最深的，是他们虽然颠沛流离、生活困顿，但都表情从容，面带微笑，“他们对未来充满希望，有文化和精神层面的坚守”，聂作平说，这也是抗日战争最后以中国胜利告终的原因之一。
《山河万里：重走抗战时期大学内迁之路》
聂作平 著
三联书店2025年9月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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彭晓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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